文丨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尾声，一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大批的硅谷和科技新贵倒向特朗普阵营。根据Open Secrets的数据，世界首富马斯克向专门为特朗普筹款的“美国PAC”捐赠了超过1.18亿美元，并创建了该筹款实体；不仅如此，他还频频参加特朗普的动员会，甚至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以高额奖金吸引人们投票而遭到司法调查。那么，是什么让这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科技巨头倒向特朗普？
从《联邦竞选法》到《两党竞选改革法》，溯源金钱政治
要理解上述问题，必须先追溯到近些年美国的选举文化和金钱政治。在美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是赢得提名和获胜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选举资金的多寡就已经预示了选举的成败。为了避免资本对政治过多的操控和竞选成本无度地提升，以及杜绝贿选现象，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选环境，1976年美国颁布《联邦竞选法》，提出由公共资金为总统候选人提供初选时的匹配资金。候选人的捐款必须来自个人小额捐款，并且达到最低额度后，政府就会为所有在25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提供同等匹配，同时规定了这些资金被用于竞选活动的上限。
但到了2000年，小布什在竞争共和党内部总统候选人提名时，通过私人社会网络关系以及所在德州的富豪俱乐部的支持，在党内初选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募集到7000万美元，从而绕过了《联邦竞选法》的规定，以至于其他具有竞争力的对手在选举之前就宣布退出共和党内部初选。
《联邦竞选法》的漏洞之一就是类似小布什这种的“隐性捐款”，这些资金不受监管却能够左右政治候选人和总统选举。因此2002年任参议员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和范戈尔德提出改革《联邦竞选法》，也就是后来的《两党竞选改革法》，要求美国全国性政党不得接受隐性捐款，并且为了杜绝这种隐性捐款，还提高了公开捐款的使用上限。该法案还针对联邦政府职位候选人的广告宣传做了一些限制。
然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改革法案不仅没有减少资金对政治的干预，还让一些过去灰色的“隐形捐款”合法化，而且还让这些资金染指到县郡一级的选举中。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公民联合案，又取消了对企业政治捐款的限制，从而导致大金主进一步掌控美国竞选，他们利用财富向政治领袖施压，以推动符合其利益的政策，进而通过这些政策进一步积累财富。
“金钱在发声，而且声音很大”
在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特朗普曾经公开嘲笑他的党内竞争者是科赫家族的“提线木偶”，从而惹恼了科赫家族，导致后者暂停了对他的政治资助。大卫·科赫及其兄弟查尔斯·科赫是美国第二大私人公司、位于堪萨斯州的能源和制造业集团科赫工业的共同所有人。他们几乎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名词、共和党人的“教父”。从1960年代开始，查尔斯·科赫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曾资助科罗拉多州的全白人“自由学校”。尽管当特朗普依靠“抽干沼泽”、“嘲讽权贵”动员底层力量而入主白宫时， “沼泽中的鳄鱼却是成倍的增加”。
特朗普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就曾是查尔斯·科赫在2012年“指定”的共和党首选总统候选人，也是科赫竞选资金的主要受益者。此前大卫·科赫就曾向彭斯的竞选活动捐赠了30万美元。
根据美国著名调查记者简·梅尔（Jane Mayer）的调查，特朗普任命的环境保护局（EPA）过渡团队负责人、公开质疑气候变化的迈伦·埃贝尔（Myron Ebell），也与科赫家族有财务联系。他在华盛顿智库“竞争性企业研究所”工作，该机构的资金来源虽未公开，但过去曾由科赫等化石燃料利益资助。埃贝尔的强烈反监管观点与科赫家族完全契合。科赫家族长期以来与EPA作对，后者将科赫工业列为美国空气、水和气候污染排放最多的公司之一。加入埃贝尔过渡团队的还有大卫·施纳尔，他自称“自由市场环保主义者”，曾指责EPA“沾满鲜血”。施纳尔为一家与州政策网络相关的智库工作，该网络也部分由科赫资助。他因对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提出繁重的公共记录请求而遭到环保界的谴责，直到2014年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下令他停止这一行为。
此外，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奥是国会中接受科赫竞选资金最多的议员，科赫兄弟在他从政前的商业活动中也是投资者和合作伙伴。而纽约富豪对冲基金经理罗伯特·梅瑟（Robert Mercer）的女儿丽贝卡·梅瑟（Rebekah Mercer）作为特朗普过渡团队中的一员，他们在2014年向科赫政治俱乐部的捐款甚至超过了科赫家族自己。
正是借着《两党竞选改革法》的漏洞，科赫家族还将自己的触手深入到州和县郡一级的选举中，他们通过公司游说、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支出和州与地方竞选捐款的“三管齐下”的方式影响选举。在2015年他们的预算就高达7.5亿美元，其中数亿用于总统选举以外的竞选活动。
根据简·梅尔提供的数据，2016年科赫工业和自由合伙人将巨额资金投入至少19个参议员竞选、42个众议员竞选、4个州长竞选，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无数地方选举。科赫私人网络的政治团体雇员人数已超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科赫网络在35个州雇佣了1600名员工，覆盖80%的人口，相较2012年科赫的主要政治倡导组织“繁荣美国”的450人团队，是一次巨大的升级。哈佛大学政治学者赛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和亚历山大·赫特尔-费尔南德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对此的形容是“前所未有且无与伦比的永久私人政治机器”。而科赫政治俱乐部的势力也渗入到美国社会基层的“毛细血管”中，甚至因为过于细小而被媒体所忽视。仅在德克萨斯州，他们就支持了74个不同选举，从州级到县郡法院专员都得益于科赫及其盟友捐赠的大量有针对性的资金，民主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失去了国会两院、14个州长席位和30个州立法机构，超过900个席位。到2016年选举计票结束时，共和党控制了32个州议会，而民主党仅控制13个，5个州则呈分裂状态。这种失衡不仅对民主党当下构成了巨大问题，也对未来产生了影响，因为州议会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重要平台。
无疑，科赫以及类似这样的富豪俱乐部在特朗普上台后，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特朗普在2017年颁布的《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将企业的所得税永久性地从35%下调到21%，并且前1%的富裕阶层受益最大，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和无党派机构都警告说，这项法案不仅会让美国政府产生巨额的赤字，同时严重向美国最富裕的家庭和公司倾斜，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法案。另外，在通过这项减税法案同时，特朗普还打包了一项议案，迫使国会议员允许在北极国家动物保护区钻探天然气和石油，这些恰好是科赫公司的业务项目。
从对冲基金运营者和投资银行家到自然资源巨头，这些顶级捐赠者正推动特朗普的政策倾向，以保障对其业务的有利政策环境。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期望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企业自由。
在10月29日的《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希尔茨克（Michael Hiltzik）所写的《以下是支持特朗普的亿万富翁们及其原因》一文中中指出，“这表明亿万富翁的选举投资本质上是交易性的。许多人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投票，被特朗普给富人减税、为企业放松监管的记录所吸引，并希望他在第二任期内继续这些政策——即便特朗普公开威胁到民主模式，这也不在他们的考量之中。”
相比之下，一些亿万富翁如贝佐斯和黄馨祥则选择不表态，或出于对特朗普可能对其业务施压的担忧，或因担心选边站会加剧社会分裂。比如贝佐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在前两次的大选中分别背书希拉里和拜登，到2019年特朗普当政时，亚马逊失去了价值100亿美元的五角大楼云计算合同，亚马逊在起诉书中认为这源于特朗普的“不正当压力”，指控他意图伤害“其认为的政治敌人”。更有趣的是，迈克尔直接在《洛杉矶时报》中写道，人们猜测时报的拥有者可能担心黄馨祥的研究成果将来会受到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监管。在迈克尔看来这次的选举就是“金钱在发声，而且声音很大。”
打破国家和企业界限，马斯克们的危险尝试
尽管美国竞选历史上不乏大企业或资本如科赫家族对于美国选举的操控，但都没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马斯克等这种史无前例、“亲力亲为”、“赤膊上阵”为特朗普背书和拉选票的现象。
除了马斯克，特朗普拣选的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就是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代理人，而蒂尔不仅是扎克伯格创办脸书时的投资人，而且和马斯克一样是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而在今年7月时，硅谷风险投资人和加密货币的倡导者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和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也为特朗普背书说，“我们的业务未来、新技术的未来、美国的未来都岌岌可危……对小科技公司而言，唐纳德·特朗普实际上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些言论让不少媒体担心，似乎原本代表进步、自由的硅谷变成了“阴影谷”。
对此，美国主流媒体的解释是，马斯克背书特朗普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对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等机构对他及其公司的监管措施不满。
我们认为，马斯克的行动逻辑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代表科技新贵的硅谷“进步主义”和特朗普的社会激进运动能够融合，那就是，原本作为创新土壤的高新科技企业在美国社会已经产生了格局性的变化。
首先，多数的科技企业已经从过去的挑战者和创新者，转变成为了行业中的垄断企业。谷歌公司经常被指控行业垄断，被要求拆分，“Meta”和其他互联网巨头也都是如此，因此，相比传统的通过游说集团来改变政府政策的做法，特朗普开创了让各大商业巨头和CEO直接“企业家治国”的先例，这点足够有吸引力。
其次，当下AI技术的发展，让小型私人企业或者个人的颠覆性创新都不再成为可能；相反，发展这些技术，都需要建立一个如同国家一样强大的资金和组织。和现代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整个社会的问题。而国家的治理逻辑和目标并不完全等同于科技大企业。具体而言，在处理现有海量的个人数据和信息时，企业可能会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肆意使用算法和数据，而国家不仅要维护法律和秩序，还需要在公民之间建立公正的联系。因此，无论什么制度的国家都会监管和限制技术，差别只是程度的不同，比如对于成瘾性药物的监管，劳动法对于工人的保护，等等。虽然说，人类历史上不乏国家滥用监管的事例，但是在国家和大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界限时，国家反而成为了人和技术威胁之间的一道屏障。
事实上，如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中指出的观点，脸书、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不仅是传统的企业，还是能够塑造政府的形态、人们的社交和政治活动的组织。比如，这些平台花费大量的政治资金游说维护1996年《美国电信法》第230条——该条款规定了线上平台无须对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负责。2022年，这几家科技巨头在美国的游说费用接近7000万美元，在欧盟高达1.13亿欧元，比石油、天然气和制药公司的游说费用还高。
而控制着“宣传机器”X、电动汽车大数据的马斯克，更是主导着AI和人机互联等一系列颠覆性项目。他控制下的一个进行动物和电脑互联公司Neuralink，已经在2023年获得美国当局批准可以进行人体实验；到了2024年，开始将芯片植入到人脑中。马斯克宣称这能够解决瘫痪等疾病，但他只告诉了人们好的一面，另外一面毫无疑问就是人类隐私的末日。哲学家齐泽克也特别指出，对于马斯克的疯狂实验，我们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谁掌控着大脑里那个支撑脑机接口的芯片？”
到目前为止，这些科技巨头，连同世界首富们，只是被普遍认为出于减税和优厚的贸易政策而支持特朗普；但是，当他们中的“马斯克们”开始试图模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边界，其后果也许比特朗普当选还要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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